[转帖]缅怀浪漫主义（节选） 朱大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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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反对浪漫主义

     浪漫主义是一个陈旧而悲怆的事实。

　　我们不用花费太多力气就能够看出，浪漫主义的现代消解是历史的某种定数。除西方世界沉浸于后现代主义的时代精神之中外，中国当代文学坚定地置弃着这样一种不合时宜的情调或风格，在某种意义上，东方比西方更冷酷地打击了浪漫主义。如果说美国每年出版一千种以上的长篇科幻小说，那么我们的公众则拒绝一切提供新的想象经验的文本，这种针对浪漫主义的抵触姿态，导源于对大跃进或文革时代的国家浪漫主义的痛楚回忆。

　　公众的上述态度无疑构成了作家的写作律法。一方面是反浪漫主义甚嚣尘上，一方面是小市民现实主义的云蒸霞蔚，文学景象从总体上说就是如此。如果对此进行条分缕析，我们将可以看到，中国当代文学在消解浪漫主义诸多要素上是何等彻底。在小市民现实主义作品中，人们热衷于用市民的清淡温情取代浪漫主义的内在生命激情；用世俗的琐碎经验取代对新世界的想象性塑造；用入世的随波逐流的亲切态度取代批判社会和颂扬自然的反抗立场；用平庸和无意义的事件取代对生命本体的暗示与象征；最后，用卑下猥琐的小市民(小乡民)气质去取代英雄主义和对终极价值的崇高企望。所有这些都使全部文学事实变得黯淡而平庸起来。

　　市民理性，这是支配时下走俏作家的头脑的最核心的事物，它要求我们消除一切与浪漫主义有关的因素，还原为没有自我和个性的人，这是一种危险的意识形态，或者说是意识形态中最颓废的部份。市民理性充满了市民功利主义和务实主义的人生信条，而实际上则显示了人类日常生活中最没有生气和最卑贱的操作态度，而它竟然还要成为一种诗歌或小说美学，通过大众传播媒介，对公众进行毒害。

　　然而，从这样一个黯淡的风景出发，我们也可以看到，浪漫主义精神事实上并未完全泯灭，它仅仅转入了其他领域而已。例如，在全民大练气功的热烈潮流中，气功浪漫主义明亮地涌现了，对气功的想象力发育到令人吃惊的地步，气功激情勃然发动，古代或中世纪的奇迹大量复兴，各种气功英雄被竞相传颂。这一情形，很像是某种气功泛神论的呈现：在采集和修习“气”的过程中，神明降临了，它与“气”合二而一，给予危机状态的人们以令人惊异的拯救。

　　在气功浪漫主义方面，我们看到了柯云路的小说《大气功师》和大量与之相似的长篇“纪实文学”，它们对英雄和奇迹给予了罕见的热烈颂扬和描述，更重要的是，它们还给定了一个有关这个民族的辉煌的未来。

　　我现在还无法对气功浪漫主义作品作出准确和充份的估价，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那些市民读者正给予这样的浪漫主义最热情的欢迎。因为这可以弥补市民现实主义的缺陷，并给毫无生气的平庸生活注入一种诡秘的色彩。此外，我坚持认为，市民现实主义和气功浪漫主义是同一事物的两个方面，它们都受到市民精神的滋养与浇灌，并最终都向市民文化圈作出亲切的投奔。

　　使我深感惊异的是，一种纯正的浪漫主义精神，竟然会隐藏在台港武侠小说的市俗衣裾之后。这几乎是不可思议的。起初，它闪现于古龙中期和晚期的作品中，闪现于那些孤寂的“欢乐英雄”的豪情之中，闪现于饱含生命激情的刀光与杀气之中，高7b现于生存与死亡的转换瞬间，随后，它进入温瑞安的世界，并急速上升到诗学的高度。　　温瑞安，这是迄今为止大陆以外的最重要的当代小说家，他的“四大名捕”系列几乎包含了经典浪漫主义的全部要素：英雄的孤寂性、生命的内在觉醒和生命激情的洋溢、对于死亡的赞颂、豪情与感伤主义的充份融合、以及从每一个字词中涌出的诗情画意。

　　这是对古龙的人本主义英雄美学的有力推进。大量的几乎是不可破解的死亡危机，织成了诡异壮丽的网络。人被逼入毫无指望的困境，然后，他以最灿烂、最明亮和最眩目的方式纵身飞跃，陷入更严峻的危机，而后，再跃起，奔蹈、腾扑、击杀和再陷入……就在这些连续不断的生存危机和奇迹中，一个真正的英雄诞生了，他要向一切丑恶和暴虐的制度作出有力的宣战。越过悲痛愤懑的剑气，这个人还说出了他对于人类和新世界的最热切的希望。

　　耐人寻味的是，在后工业社会中，一种伟大的气质或精神必须借助大众认同的形式才能残存下去，或者说，必须受到货币和金融系统的赞助，也就是受到浪漫主义的真正敌人的支持。而在大陆农业社会，浪漫主义香火将凭藉什么才能长明?

　　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是不可规避的。诗人海子说，我躲进了上帝的羽翼下。这是一个当代大陆罕见的浪漫主义者的解答。这个孤独的人，在北京的宅院深处沉思着存在的形而上意义，然后，用一次卧轨行为来结束这种沉思。但他还是留下了大量的诗篇，或者说，大量不朽的心灵的火焰，他要用这些字词来召回一个湮灭了的时代。

　　海子的重要性在于，他第一次用浪漫主义语言说出了对于最高本体的终极关怀。越过那些忧伤而明亮的希腊景象、那些质朴而阴郁的黄河风情、那些兄弟姐妹的旖旎柔肠，他直截了当地向上苍发出了呼告。这是一种怎样的呼告呵，痛切到了喘不过气来的地步。它是罕见的力度、浑浊而粗鲁的气质和对于宗教真理的强烈关切的结合，意象坚定地跳跃前行，“所指”暧昧不清，思想杂乱无章地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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仿佛灵魂已急不可待，说出断断续续的真诚的渴望。

　　长诗《土地》是这样一种心情的代表。他把“饥饿”升华成了造化和梦想的巨兽，驮负诗歌高傲地飞行。但饥饿同时也吞噬了贫困的人民，他们被埋葬在不结果实的土地上，带着恬淡的笑容踅入诗人的梦里。然而，重要的不是个别意象的语义，而是从他的全体字词中跃出的激情，它像一束明亮的光线，照耀了事物的核心。生命情感和生命意志痛切地诉说着不如意的景况，向神(终极价值的指代)发出含糊不清的呼告，血和智慧从诗行的平面上混杂着生长，以怀疑主义的残剩心情爬向上帝的宝座。

　　这是我们面对的市民现实主义统治时代中最好的福音。那些粗俗低贱的市民诗歌、灰色小说及其从西方文本中盗取灵感的文学摹本，在它的打击下，是必定要溃退的。　　海子是一个路标，孤寂地坚立于广阔的迷津中。在这里，我不想预言他所开辟的事业，我只想回溯一下他以前的历史事件。这是至关重要的。在反传统的口号震耳欲聋时，我已经开始了这种回忆，它描述着人类某种伟大心灵的发育和生长的道路，而最终，它要告诉我们有关中国文学的全部未来。



B.进入浪漫主义



　　在海子躺卧的轨道上，我看见了一辆巨大的机车，穿过黑暗的时代，驶向最遥远的过去。这是浪漫主义的机车，奔行在西方和东方两条铁轨上。它掠过三十年代的小罗曼蒂克者的匆忙身影，掠过郭沫若和李金发的脆弱书卷，把我载回安徒生、雪莱和惠特曼的岁月。在北欧阴郁而寒冷的车站，安徒生的容貌明亮地浮现了。这个用鹅毛笔写作童话的人，是浪漫主义史上最伟大的歌者之一，所有的孩童和成人都在倾听他。在宇宙亘古不息的大雪里，他用隽永的故事点燃了人类的壁炉。

　　我是那么严峻地注意到了这点。在我黯淡的童年里，正是他的讲述和音调拯救了我的心情。用那些有限的、细小的语言火柴，他还照亮着每个生命的头顶，使我们看见了奇迹，看见那些奇迹像流星、雨露和瀑布一样降临。更重要的是，我们还能够看到奇迹是如何被阻止的。这通常是令人痛楚的，因为这阻止了我们的愿望。然而安徒生出示了一个最令人惊讶的奇迹：只有他能够在阻止奇迹的同时使我们忧伤而不失望。　　是的，当卖火柴的小女孩儿在雪夜里长眠时，或者，当海的女儿丢弃了刀具、融解在海洋和天空的泡沫中时，我们多么忧伤!

　　这无疑是一种语言的奇迹。它向儿童揭示了黑夜的属性，却没有伤害他们的信念。美丽的风景、纯净的树林和海洋、拥有人类儿童的天真目光的动物、善良的老单身汉和长着芬芳头发的女孩，它们是塑造生命信念的最初的火焰。而后，在安徒生的童话的光线里，雪莱腼腆地出现了。这个面容过于姣好的男人是羞怯的，但他的诗句却那么坚硬，激扬着金属般的回声，成为经典浪漫主义时代的不朽旗帜。

　　越过安徒生的忧伤心情，以及越过所有来自华滋华斯、拉马丁、缪塞和拜伦的忧伤心情，雪莱卓然独立。他的诗句如同他的头发一样燃烧：像普罗米修斯身后的巨大岩石，发出天崩地裂的轰鸣。雪莱说：我要解放那个盗火的人。然后，他就派遣他的全部强大诗句去解放他。

　这其实就是一次人间情感、尊严和自由的解放运动，颓废的美学，连同“基督教的古志和严酷的形式”被“捣成泥土”。必须向人们指出雪莱的上述针对保罗主义神学和天主教会的全部反叛的意义。这个人正是普罗米修斯的永恒灵魂的化身，他要成为人及其全部属性的不屈的守护者。于是，从对朱庇特的嘲笑和轻蔑中，我们嗅到了藐视神明的浓烈气味。

　　雪莱，或者从雪莱以前的伟大的弥尔顿开始，诗歌精神开始了与形而上本体分离的过然b。这一下降的过程最初是必要的，而它以后却导致了诗歌精神的现代消解。诗歌匍匐于污浊的泥淖中，丧失掉它的全部光辉、明亮性及其对于心灵的映照机能。一个快乐、自由和放纵的普罗米修斯，竟然被资本主义的糖衣炮弹击中，最终受缚于后现代主义的更严厉的锁链。

　　我无意在此指责弥尔顿和雪莱，这不是他们的过失。恰恰相反，我注意到，尤其在弥尔顿的诗句里，神性的光辉如此充溢，笼罩住这个反叛的思想家的高贵头颅。《失乐园》和《复乐园》，一个对称的“福一达”游戏，隐喻着人类与终极真理的分离与重合的完美进程。这与其说是弥尔顿的浪漫主义气质的弥漫，不如说是他的内在(自我)神性和外在(宇宙)神性的一次宏大拥抱。这个英雄洞见了宇宙的最后本体。

　　沿着弥尔顿的有力手臂所指引的方向，我们听到了但丁在中世纪最后时刻的呼告。无限谦卑而虔诚的心灵，从对一个女童的永恒恋情出发，登上了至高无上的阶梯，径直走进“上帝”里面，走进无限光明与欢乐的最高天体。弥尔顿是“看见” ，而但丁是“走进”。他坚定地越过地狱和净界，也就是越过一切“在下面”的事物，越过全部的惊眩、恐惧、忧伤和悲痛，越过肉体与灵魂的种种魔障。弥尔顿描述《圣经》故

事，但丁则记录了他的思想之旅。这其实也就是人类所能企及和走越的全部心灵空间。从地狱的最深处，到天堂的最深处，那条垂直的道路是奇迹中的奇迹，除了但丁，没有任何一个诗人和战士能够开辟出如此非凡的景象。

　　诗篇，这是我们缅怀浪漫主义先驱的最重要的文献。在书写着《神曲》的羊皮卷的边缘，西方的轨迹黯淡了，东方的轨迹明亮起来。我们看到了住在各个王朝的衰败楼宇里的不朽诗人，用狼毛笔书写着浪漫主义的汉语文本。那些用棉絮和毛竹纤维制成的薄纸，在蛀虫和岁月的咬啮下，已经成为毫无意义的碎片，然而诗篇却存留下来，像寺庙里的佛灯，映亮着无数昏暗的人群及其面庞。

　　漫长的诗人队列，拥有着彼此相似的“市俗浪漫主义”的动人容貌，据此与西方

世界的“神学浪漫主义”进行着无言的对抗。我们听见的是一种宏伟的合唱，在豪放派的激越旋律后面，婉约派发出了柔和感伤的和声，无数著名的姓氏支撑着这个庞大的美学集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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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想在这里谈论李白──一个耳熟能详的名字，这个人的浪漫主义精神，与其说弥散在他的诗歌里，毋宁说停栖在他的生命风度中。他是谦逊的，他把浪漫主义的桂冠移交给了李贺，而后，飞扬高蹈着走进民间的传说。

　　李贺，中国浪漫主义诗歌的巅峰，他的语言和意象过于高峻，使一切批评家难以望其项背，而他的生命是那么短暂，刚刚照亮了唐朝的诗坛，就急促地陨灭了，同时，留下最奇诡壮丽的诗篇。他的生命的长度和他诗歌的高度构成了如此强烈的反差，以致他在一些小册子作家的手下成了“畸人”，也就是古怪的人、不可思议的人和逾越了古典伦理规范的人。这从反面验证了他的重要性。他本身就是一个出乎意料的奇迹。他只是没有风度而已。

　　李贺与李白的最大区别在于，前者是一个无比痛楚的人，而后者则恰好相反。李贺的痛楚来自他的病弱的肉体和无望的灵魂。他在这种痛楚的深渊里打滚，从颤栗的舌头上滚出诡异的诗句，说出对于时间和人生短促的惊骇和惧怕。而另一方面，他又显示了对物理世界的空前绝后的敏感性，这正是他不久将要放弃的那个实在的世界。它的质地、色泽、重量、裂纹、气味和声响，穿过砚台的影像被他轻灵精微地握住，像握住他即将长辞的世界。甚至连新小说派也不能达到他对于物体及其物体内在生命的触握深度。而后，通过这样一种痛楚的触握，他把汉诗语言推进到李白根本无法企及的眩目境界。

　　这并不意味着，用粗疏或质朴语言写作的人值得我们蔑视。有时候，一种质朴的语言暗示了诗人心灵的质朴性，陶渊明是这方面的范例，一方面浪漫，一方面质朴。他用自己的伟大心灵统一美学的不相容的范畴，并藉此开辟着通向乌托邦的革命道路。　　桃花源的景象是令人难忘的，它直接指涉了所有中国浪漫主义者所回避的事物，而这正是浪漫主义的真正核心。穿越桃花构成的墙垣，时间的河流把我们引向过去的世界。构成这个世界的要求是如此简单：田野、阡陌、屋舍、鸡犬、农夫、老人与儿童。他用这些字词概括了乌托邦里的全部事物。而当他退出后，他无法再度进入：迷津阻止了他。

　　我注意到了这种隐喻的意义。陶渊明用一个破坏性的结构反对了弥尔顿的理想。它不是从失乐园到复乐园的“福一达”过程，而是从得乐园到失乐园的“达一福”过程，它构成了一个比弥尔顿主义更深刻的反转的镜像。

　　令我惊异的还有，这个无法进入的乌托邦并未使我们绝望，它最多只能使我们为之忧伤和怅惘而已。这不仅是一个叙述技巧的问题，而且显示了浪漫主义的情感本性。在陶渊明看来，我们企及或不能企及乌托邦，它完全取决于几率和统计学的因素。这就为信念的生长提供了脆弱的理由。

　　正是这样的信念鼓舞了陶渊明的寒伧的田园生活──一个乌托邦的次等摹本。关于乌托邦，陶仅仅进入了一次，而关于它的摹本，陶则倾注了最大量的言辞和激情。他的喜悦和他的悲痛像稻菽一样从田园的土地生长，而最终，喜悦瓦解了，剩下的只有永久的悲痛。

　　乌托邦的现世化、或是浪漫主义字词的实存化，这是浪漫主义精神的最严酷的敌人。历史上所有类似的努力都注定要归于失败。我们企望用手指抓住它，而我们却抓住了一个虚空，就在这样的深刻的失望中，浪漫主义精神从我们的心灵中消退了，像消退的洪水，而后，露出了光裸的、一无所有的大地。

　　那么，世俗浪漫主义的弱点已经显示出来了，除非他放弃一切实用主义的念头，也就是放弃在头脑之外还要用全部肉身去占有奇迹的渴望。陶渊明没有意识到这点，所以他注定要接受贫困的苦难。然而伟大性保证了他以一个隐士的姿态坚定地生活着，履行他向自己作出的承诺。正是这种坚定的生活召回了浪漫主义信念。从阴郁寒冷的病榻上，陶用悲愤的声音唱出了对于复仇者荆轲和精卫的颂扬。

　　这是何等熟识的声音!它曾经如此澎湃地涌现于屈原的吟哦之中，像一条怒气冲天的字词的河流，去淹没一切敌对的事物。屈原，这个人是一切愤怒的渊源，而后，一种亚洲型的明亮事物从中有力地闪现了，这就是被历代儒者诬指为爱国浪漫主义的伟大诗歌精神。

　　甄别这点是至关重要的。汉代的儒者，那些利用注疏和训诂从事文化阴谋活动的人，企图在“阐释”中扭转古代史的性质。屈原是其中用以篡改先秦浪漫精神的学术核心。假如他被修补成符合儒家教义的伦理英雄，那么该教义将获得更有力的传播。由于这一缘故，汉朝，成了阐释灾难大规模发生的年代。

　　要清洗掉涂抹于屈原肖像上的汉代颜料，其方式是非常简单的：首先，彻底忘却有关此人的全部历史评价；其次，象对待一个无名诗人那样诵读他的作品。

　　所有的屈原研究者都在有意忽略和遗漏下列事实：对历史上的反叛者的追忆与颂扬，是这个人的诗歌写作的基本母题。推翻夏启的“五子”、弑杀后羿的寒浞、抗灭夏桀的成汤、兴师问罪的文王，上述著名叛臣的姓氏与事业，受到屈原如此热烈的眷顾，以至成为反复吟哦的对象。

　　在反叛者的名册中，伍子胥是至关重要的。这个楚国最杰出的复仇者，因全家遭到楚平王的杀戮而逃往东方，成为吴国的重臣，并率吴兵打回祖国，将已故国王的尸身掘出，痛挞三百。对于犯有如此滔天罪愆的叛徒，屈原居然明确声称，他要追随其后以了遂自己的心愿(《悲回风》：“从子胥而自适”)。且问，他何以要追随此人?他有什么难以言喻的心愿?

　　我想特别指出“端午节”的原初语义。“端”，就是平反与昭正之意；“午”，就是“伍”的通假字；“端午节”，就是人民用以昭雪伍子胥的日辰。而令人吃惊的是，这个属于伍子胥的纪念日最终却被屈原的阔大身影所掩替。这种情景在人类庆典史上是罕见的。只有一种假说能够理性地解释这一现象，那就是“同构叠加”：一个更有力的反叛者的历史映像将覆盖住与之同构的其他映像。“端午”，显然是世界上唯一的反叛者的节日，它蕴含了对饱受压迫的革命者的最盛大的赞美。

　　和d原的反叛性，可能导源于一个众所周知的原因：他的政治事务的受挫和惨遭贬窜。他沉痛的目光看到忠臣接与、桑扈、比干和介子推的悲剧结局。他甚至警醒地指明，像申徒狄那样因屡谏君王而不被纳听、最后抱石自沉以明心志，是毫无益处的(《悲回风》：“悲申徒之抗迹，骤谏君而不听兮，任重石之何益!”)。这是一个贰臣所能达到的较高觉悟。

　　然而，如果把屈原的悲愤仅仅限定于一个臣子对昏聩统治者的抱怨，那就大错特错了。屈原是一个真正的国王，这构成了他全部痛楚与怒的根源。政治失败迫使他转向诗歌，转向一个可以用隐喻语言来寄托宏大野心的场所。

　　让我们来倾听一下屈原对自己名字的注解吧。他声称自己名叫“正则”，叫“灵均”，这显然是一个双层字谜游戏。人们已注意到“正则”(“公正”)里隐含着“平”字，而“灵均”(灵开混沌)里隐含着“原”字，等等。但是，这组字谜还有更重要的一层解答：“正则”和“灵均”，就是要求这个人去匡正(“正”)世界的法则(“则”)，以及像神灵那样支配(“灵”)循环生息的大地(“均”)。这既是一个丧失权柄的旧部落领袖对他的男婴的期待，也预示出这个婴孩在以后的年代里所拥有的宏大野心。

　　正是这种不可遏止地燃烧的野心，支持着屈原的全部浪漫主义写作与吟咏进程。在《九歌》和《离骚》中，他反复地描述自己与众神(东皇太一、云中君、大司命等等)会晤或交往的豪华场面。他梦想自己像周穆王那样出巡西方，直抵昆仑，去访问西王母之邦，有九千辆马车簇拥着他，像簇拥着人间最高贵的君王。他还要乘龙驾鸾，在壮丽的天庭遨游，向日神、雷神、风神和云神发布敕令，并且追逐洛神、宓妃、湘夫人和少司命，向她们表达热烈的爱慕。这样一种对神性血统及其力量的自我鉴定，难道仅仅是某种“楚地民歌风格”影响的结果么?

　　在中国诗歌史上，没有人(包括李白)能够像屈原那样显示出非凡的王性、对时间与空间的征服性以及野心受挫后的愤怒。因为这不仅取决于一个人的美学态度，而是主要取决于他的政治和哲学立场。也许在征服性上，只有毛泽东可以与之比拟。“把汝裁为三截”(指昆仑山)和“风景这边独好”，这些充满独断性的句式，只能诞生于一个面对世界版图踌躇满志的王者的伟大灵魂。

　　然而，在给予了屈原以诸多赞美之后，我不能隐瞒这样一个令人难堪的事实，即屈原的人格是高度分裂的。这个人同时拥有王者与仆人、贰臣与忠臣的四重特性(也许还应包括他对彭咸─巫隐传统的向往)。他像一个马不停蹄地改换着角色的悲剧演员，在不同的台词里呈现不同的面貌(当然它们不是面具，而是复杂心灵的直接映射)。他甚至能够在从事高贵的反叛与征服事业的同时，保持一个饱受委曲的忠实臣仆的卑顺气味。他是那么尽心竭力地表白着自己对于国王的无限忠诚，信誓旦旦，到了令人发笑的地步(见《九章·惜颂》)。

　　这就像马克思在浪漫主义者歌德身上所洞察到的那样，屈原，有时非常伟大，有时极其渺小；有时是叛逆或征服世界的天才，有时则是一个竭力守护住摇摇欲坠的昏聩统治的庸人。自杀(或谋杀)结束了他的这种紊乱的浪漫主义气质，却开始了关于这个人的真相的永恒争论。如同读者所看到的，我不想加入这种争论，我只想结束它们。

kikico

看得偶似懂非懂的呢！
唉，偶太笨了。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