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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帖最后由 dream 于 2016-6-5 11:48 编辑
在一个论坛上看见一篇戴思杰拍摄《小裁缝》的旧文,现把它贴上来。
戴思杰:小裁缝变了,我也变了
南方周末 2003-09-04 15:24:10
傅江洋/摄
□本报驻京记者 张英
8月21日上午9时,睡梦中的戴思杰被记者的电话惊醒,他前一天晚上刚刚由巴黎抵达北京。由于时差的关系,戴思杰整个晚上都没有睡好。“一晚上都在做恶梦,头疼。”还红着眼睛的戴思杰一坐下,便点燃了一根香烟。
我们约的采访地点在北京东华门外的翠明庄宾馆。上一次为了能够获准在中国内地拍《巴尔扎克与中国小裁缝》,戴思杰曾住在这里反复修改剧本,时间长达一年,直到最后获得通过。当时的记忆仍然历历在目,环顾四周,不同的是现在轻松的心情。
20年的法国生活似乎并没有在戴思杰身上留下什么印记,此人短发,戴着眼镜,在采访中一直弯着腰,保持倾听的状态,脸上习惯性地带着某种微笑,一口普通话渗出浓重的四川味。
《巴尔扎克与中国小裁缝》的电影已经发行到30多个国家和地区,小说的同名中文译本已经由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出版。戴这次回国主要是为自己的书作宣传。尽管这本书在国外的发行量已经超过百万,但是在国内发行并不是很好,在3个月的时间里,只印了两万册。
记者:去法国以后,你怎么会想到由艺术改学电影呢?
戴思杰:1983年我到了法国学习艺术史,在我们艺术学院有一个电影系,电影系学生都想考法国国立高等电影学院,这是法国最好的电影学院,而且一旦考进去以后,就会有一个卡,可以**去法国所有的电影院看电影,还可以带上女朋友。我想,那是多么幸福的一件事情啊。
于是我也决定考,考试非常难,第一阶段几千人,第二阶段200人,第三阶段就剩下60个人。前面两关我通过了,考第三部分的时候,学校把所有的考生集中在一个宾馆里面住三天,给你一个故事梗概,让你编成一个几十页的故事,而且必须用法语写作。
而我那时候法语很差,写出的文章很可笑,语言结构顺序都不对的,所以就提出来是否可以免试。当时我有一个优势,就是那个学校很少有中国人,惟一有过一个香港学生,还早就毕业走了,因此学院对我去报考觉得很惊奇,也很重视。当时他们提出给我两个月时间,如果我能够找到三个法国导演和三个中国导演推荐,这一关就可以免掉了。后来我在法国只找到两个导演,一个叫做罗梅尔,是法国有名的学院派电影导演;还有一个很好的纪录片导演让·罗什;在中国找到了张暖忻,拍过《青春祭》的;另外一个北京同学认识谢添,他也帮我签字了。就这样,我的生活就改变了。
记者:在法国学习电影和国内有什么不同呢?他们的课程是怎么安排的?
戴思杰:这个学校很有意思,导演系老师都是导演,是从外面请来的。你先写一个故事,如果系里老师觉得不错,就会给你拍一个短片。一般都是五六个学生一组,角色分别是导演、助理、摄影、录音等等,还有一个从校外请来的监督者。根据导演要求,我们出去找演员、找场景,用学校的器材、胶片拍出来,剪辑出来,再请外面的评论员来看———这个电影就是你的作业。角色大家轮换着来,可能我这一次是录音师,下一回是灯光师,再下一回就是导演。
我觉得那几年特别愉快,没有任何考试。但是有很多人还读不下来,因为读到一定的时候发觉自己已经枯竭了,你必须要看很多的电影,而且要学习、分析、研究,最后还要把看过的电影全都忘记,形成你自己的眼光和认识;另外你必须能够编故事才能做导演,法国导演的剧本全部都是自己写的,很少像国内一样完全靠小说和编剧。
记者:你后来刚出校门,怎么就会有人投资给你呢?
戴思杰:这跟法国的电影扶持机制有关。一张电影票50块钱一张,其中每张抽出2元钱,由国家集中起来,作为电影发展基金。这个基金就用来帮助那些没有多少商业性质的电影,或者是艺术片。基金委员会每年由最当红的导演、制片商、发行商、演员等组成一个评审团,从收到的几千个剧本里挑出平均30多部电影。如果你的剧本被选中,就能拿到第一笔投资,大概等于300万人民币。
记者:但是300万对于一部电影来说恐怕太少了吧?
戴思杰:是啊,不过因为这样的剧本能够在几千部里脱颖而出,有些电影公司的老板就会感兴趣,就会找你再投钱签合同,再拿着剧本到电视台预卖,预卖下来又是几百万,这样大体拍电影就够了。
国家给的300万是无息贷款,如果你做完以后**,你就还给国家,如果一分钱不赚,国家自认倒霉。当然,电影有**和不**的,国家其实本身也没有亏多少。而这个机制有效地推动了法国电影市场的繁荣,每年都会有层出不穷的新人出现,只要你的剧本有想法、有独特性就可能被选中。我除了《巴尔扎克与中国小裁缝》,前面三个剧本都是被这样选上来的。
这个机制非常好,不管是电影还是美术、文学、音乐,法国都有这样的机制,所以,面对美国那么强大的压力,法国文化仍然生机勃勃,保持顽强的生命力,与这个机制是分不开的。
电影寓言
记者:据说在文学上你求教过沈从文,他对你的影响大吗?
戴思杰:在我读四川大学的时候,文学很热,我突然有创作的愿望,于是开始写一些短篇小说。一个朋友是沈从文的亲戚,他就把我写的短篇小说寄给沈从文看,后来沈从文就改了改寄还给我,在信里,他有时候告诉我该怎样写小说,该注意什么,我们通信约有两年时间。后来我到北京中央美术学院学习的时候,就去找过他几次,那个时候他还不太火,也没有多少人知道他的价值,我甚至都不知道他是作家。
沈从文给我的印象是一个挺善良的人,帮助过很多人。在他那得到的教诲,对我的影响很大。
记者:你的电影大多有寓言色彩,比如说电影《第十一子》的故事:一个湖里面有条娃娃鱼,不断地发出叫声,村庄里面的人迷信,说如果有一家人生了五个儿子、五个女儿以后就可以把鱼打死吃鱼肉,吃了鱼肉的人永远不生病。后来,终于有一个合适的家庭生了五个儿子、五个女儿,于是这个村庄发生了离奇的故事。像这样的题材是不是你利用文化意识形态的差异有目的选择的?可以讨巧被法国人喜欢?
戴思杰:法国无论是艺术还是生活都比较重视个人化。作为一个外国人,哪怕你只有那么一小点的东西在某种程度上跟别人有区别,这种东西就可能被法国人喜欢。我拍的电影,对他们来说,就是一种奇特的电影。
我到法国以后,最深的感受是写自己最想写的东西,做自己最想做的事情。我最熟悉的还是发生在中国的事情,或者和中国文化相似的亚洲国家的故事,所以我在拍电影的时候就自然用了我熟悉的生活体验。
记者:《巴尔扎克和中国小裁缝》的成功给你带来了什么?
戴思杰:它给我带来的好处就是,我只需要讲一个故事,就有公司愿意给我投钱拍电影了。我当时觉得很意外,突然一下我的处境就改变了,很多的公司都找到我,表示希望合作。
张英:《巴尔扎克与中国小裁缝》在法国的畅销和电影的走红有没有帮助你获得法国国籍?
戴思杰:我其实还没有申请,因为我害怕自己突然变成法国人,身份变了以后,可能无法写作。一些朋友换了国籍以后就有这个问题,在思想上有一种断裂,会不断地问自己,我是谁?所以我觉得目前保留着中国身份最好。
记者:为什么会想到《巴尔扎克与中国小裁缝》这样一个故事?
戴思杰:像我这一代人年轻的时候,社会生活很单调,喜欢读书是很自然的,文学确实在乡下插队的时候给了我快乐。而且我讲的这个故事在现实中很可能存在———当时你喜欢一个姑娘,她看上你,可能就会采用借书,在书中间留言、夹信的方式表白。书是爱情的媒介,这样一个故事太平常了。
虽然在今天的社会里面文学已经受到很大的压力,但是文学给我的感觉还是很美好、浪漫的东西,所以我把这个故事再发展到这么一个思想,就是一本书可以改变人生。
我在写的时候很自然就把这个故事放在我生活过的那个时代场景中。
记者:你为什么会选择一个法国作家的小说来改变一个中国女孩子的命运呢?而不是一个中国作家或者是其他国家的作家?
戴思杰:实际上在第一稿里,这本书不是巴尔扎克的,而是弗洛伊德的,但写完以后停笔一想,我最初的想法是想写出对文学的爱,用弗洛伊德好像有点离题了,后来我还是决定回到文学上来,所以就用巴尔扎克。
实际上这个故事也有一点原型,这个女孩不是裁缝,而是我插队的村庄里一个很漂亮的农民,中学毕业,在她喜欢的几个作家里面就有巴尔扎克,当时给我的印象很深。这么多年过去了,有时候我还在想她为什么喜欢巴尔扎克,这是一个谜。而且在我们下乡插队的时候,读到的书中,巴尔扎克的书比较常见,一般是傅雷翻译的,文笔挺好。
有意思的是,巴尔扎克在今天的法国被认为是特别土、特别遥远的一个作家。
<font size="1" color="#000066">[这个贴子最后由文子在 2004/05/10 00:52:20 编辑]</fo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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