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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hk.news.yahoo.com/article/110323/4/nexa.html
黎广德:与核同眠 要多安全才够安全? (明报)2011年3月24日 星期四 05:05
【明报专讯】在[url=]日本[/url]福岛核泄危险爆发后,特首[url=]曾荫权[/url]领着传媒跑到机场禁区测检[url=]辐射[/url]的卫生站,再到食物检测中心巡视,然后到[url=]天文台[/url]慰问,重点是宣布香港一切如常,市民在[url=]特区政府[/url]的关顾下应该万事放心。果真如此,自然是香港人的福气,难得有一个无微不至的政府,处处为市民的安危操心。
福岛核泄影响的范围愈来愈广,比政府原先宣布的30公里监控区大了好几倍。由于核堆芯熔化的程度未能界定,这场灾劫会否演变成“日本症候群”,比科幻预言China Syndrome有过之而无不及,尚属未知之数。但有一点可以肯定,这是历史上第一次“连环核反应堆”灾难,国际原子能机构的“核能意外分级表”恐怕要从此改写。
尽管如此,香港只要做好人员、货物入境的把关工作,本土核污染的风险终究微乎其微。但香港的真正威胁并非来自3000公里以外的福岛,而是50公里之遥的大亚湾和未来10年陆续在广东沿岸落成的16个核反应堆。今次福岛核灾对全球核工业和政府首脑的震撼,相信莫过于以下3点堪称为“范式转移”的反思:
1. 昨天的假设在今天崩溃
即使是全世界最好的工程师,设计一个项目时都必须对周遭环境作出一系列的假设;要安全一点,便要假设得保守一点。例如大家认为核电站能抵御100年才发生一次的地震还不够安全,便得假设有200年一遇的地震。但工程师总不能无止境“保守”下去,因为设计愈安全,成本愈高,最后项目变成经济上不可行,没有人愿意投资,所以最“科学”的假设也只能参照已知的历史纪绿和数据作出“可行”的评价。40年前日本工程师为福岛核电厂设计6米高的海堤,便是基于当年最“科学”、最“保守”的假设,可惜今次海啸高逾10米,9级地震超过千年一遇,巨灾即至。面对地壳周期变迁与气候变化,过去行之有效的假设再不适用于今天,意味着今天认定足够安全的设计在明天不再安全。在“绝对安全”只是神话的核工业,这是最致命的课题:要多安全才够安全?〈注一〉
2. 人性弱点无法用制度补救
核电安全不能只看硬件,今期《经济学人》杂志的社评,便指出一个透明、问责的体制,是确保安全和取信于民的前提。可惜,即使强如[url=]美国[/url]、日本等民主国家,亦无法建立百分百可信的制度;在前苏联等极权国家,人民利益更只是黑箱作业的赌注〈注二〉。例如,在1970年代,有几位美国通用电气公司工程师,公开表示福岛反应堆的设计不安全,甚至辞职抗议,但未能改变现状。负责营运福岛核电厂的[url=]东京[/url]电力公司,过去曾经多次爆发人为失误、隐瞒不报的丑闻,但公司高层与日本政要之间一直有千丝万缕的关系,改革的呼声屡屡无疾而终。试问谁能建立一种完美的制度,永远不受人性的贪婪、怠惰、怯懦所侵蚀?一旦制度受侵蚀,安全的保障便随时日减退,直至不可挽回的意外出现为止,然后再开始另一个海市蜃楼的循环:建立安全制度,备受人性侵蚀,等待意外爆发……
3. 人民评价安全的尺度全面改观
核电专家的拿手好戏,是抛出一系列数字,证明“风险”在日常生活中无处不在:普通人撞车丧生的或然率远高于核意外辐射致死的机会。统计数据没有错,但这种推论抹杀了两项重要事实:一、核意外属于“低频率、高致害”的风险,即发生的机会很微,但发生后影响巨大,并且不可挽回(例如切尔诺贝尔核电厂周围的土地,永远成为废墟),与日常碰到的意外有本质上的区别;二、核能并非与生俱来,社会大众“有得拣”,因为要满足能源需求有很多办法:无论是传统的煤炭、石油、天然气,以至风力、太阳能、潮汐等可再生能源,甚至减排节能,改变生活方式。它们虽然各有利弊,但只要调配得宜,都是可行的选项。
核电决策黑箱作业
今次福岛危机改变了全球对“低频高害”风险的取态,要多安全才够安全?这问题的答案不能单靠专家进行风险评估,正因为辐射污染祸延千秋万代的特性,每一个使用核能的决定,都是代表我们子孙后代作出不可逆转的抉择,必须慎之又慎。任何负责任的政府,必须建立一个透明问责的民主决策机制,才能贯彻“跨代环境公义”的原则。因此福岛核灾激发的公民觉醒,必然大大增加全球民间社会参与核电决策的呼声。
关心市民安危的特首曾荫权,为何没有就近在咫尺的大亚湾核电站,以及在距离香港不到200公里的阳江、台山和陆丰增建核电基地,发表一言片语?香港对上一次的公开核意外风险评估,在1980年代末进行,当时大亚湾的两台机组还未落成,但时至今日,连同坐落于大亚湾旁边的岭澳核电站,香港50公里范围内已共有6台反应堆,超越福岛一号核电厂的规模,再加上多年来累积了不少高浓度辐射的乏燃料棒,也在大亚湾旁“临时存放”,但存放的方式与数量却从未公布。
若果曾班子对于今天香港面对的核风险,没有建基于科学分析的透彻了解,他们又如何能够制订一个足以保障市民安全的意外应变计划?政府官员匆忙找一些只到过大亚湾进行“游客式”参观,却从未进行独立审查的本地“专家”向市民大派定心丸,可说是权宜之计。但当安抚人心变成脱离科学的政治任务,政府当今的公关骚,只会播下日后社会恐慌的种子。
维护市民生命安全,是所有政府不能推卸的基本责任。过去殖民地政府鉴于中英之间的敏感政治关系,干脆把责任下放给管理核电厂的内地公司和仅有部分股份投资的中电集团。回归后十多年,为何特区政府不思改进,没有半点危机感?
寄望一个恍如黑洞的体制,能够永远顶住人性弱点的腐蚀,无疑是一场豪赌。香港人,你放心吗?
〈注一〉David Kane, "Science and Risk: how safe is safe enough?", Harpur Academic Review, 1992
〈注二〉The Economist, "Japan's Disaster", March 19-25, 2011
作者是[url=]公民党
[/url]副主席
[ 本帖最后由 Fonia 于 2011-3-25 01:40 编辑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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